来源：忻州市纪委监委
在我国的历史上，金元之际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在强大的蒙古王朝的冲击下，偏安一隅的金王朝奄奄待毙，贪廉混杂，鱼目混珠。出生于忻州的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廉吏元好问亲身目睹并经历了金朝政界的这些变化，感同身受，对那时金朝政界提出过自己的廉政观点。他曾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第三首中这样写道：“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用最为精准的语言概括了天地间清正之气来得艰辛，劝告后人应倍加珍惜。行走到忻州，不能不去拜谒一下这位遗山先生，同行的还有忻州当地的著名学者张斯直。于是，一场行走中的对话就此展开。
本刊一行与张斯直(右二)在忻州市韩岩村遗山园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特别是在古代封建社会,从隋朝开始实行开科取士的年代，学习、科考、及第、入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作为的人应该所走的正确道路。张老师，您最近几年致力于挖掘忻州市的古代廉吏，对那些考取功名后又清史留名的廉吏的研究，是不是可以梳理出一些共性的问题?
张斯直：有一句古话叫：“南绛北代，忻州就不赖”。忻州从古至今，文化久远，底蕴深厚，文脉茂盛。但就是在这个十分重视读书、重视文化发展的地方，历史上考住进士、步入官宦的学子还不是太多，以忻府区为例，在明清之际长达多年的历史中，据考，有进士功名的也就30多人，也就是说平均10多年才1名，可见科考的难度。但从考住进士的这些能人志士中综合来看，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身书香门第，家族尚文，祖训相传。这里仅举几个事例来说明。
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元好问(公元年—年)，他出生在忻州市忻府区韩岩村，字裕子，号遗山。曾任金朝国史馆编修及河南镇平县、内乡县、南阳县县令、尚书省左司都事等职。曾祖父元春任北宋隰州团练使，祖父元滋善任金朝柔服臣，元好问出生7个月后，就过继给叔父元格，元格又曾在山东掖县、河北冀州、山西陵川、甘肃陇城等多地出任县令。元好问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从小受到父亲、兄长、老师的教育，谨守“学、忠”家训，最后在32岁时考中进士，步入仕宦。
出生在忻州市忻府区董村的杨敬儒，字恒南。曾任湖南临湘县县令、广西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布政使，康熙皇帝亲自赐其“盛世直臣”牌匾。可谓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出身。杨敬儒从小秉承父训，在位于村北六百多米处的一座寺庙(北寺)读书，从小以“分寸光阴倍自惜”自励，年考中进士，步入仕宦。
忻府区杨家庄村人杨履晋。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父亲杨树本是举人，曾任石楼县训导。父亲去世后，他听从母言，受母督责，勤奋学习，少时在母亲的督促下、哥哥杨履和的支持下，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古代律令，决心效法包拯，长大为民办案。
清代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徐继畬。出生于被人称为“司马第”的官宦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学教育和良好的家风熏陶。爷爷徐敬儒和父亲徐润第都官至同知，著名廉吏，善政好事，为民称道。他从小秉承家风，“谨守先训，饮水茹蘖，不取一钱，矢慎矢勤”“尊先祖、重品德、勤耕作、睦乡邻、务民生”以及“不淫盗、不赌博、不揭人短”等，公元年考中进士后，步入仕宦。
：古代官员不少，但称得上是廉吏并且流传至今的并不多。他们大多都是少有大志，从小便以经国济世为自己的追求，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呢?
张斯直：元好问从小就自负“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先后拜王汤臣、郝天挺、赵秉文等为师，勤奋学习，淹贯百家;18岁，父亲“教之民政”，为他步入仕宦、勤政为民打下基础。杨敬儒，“幼禀异姿，善属文。弱冠游痒，文名噪甚。”少年读书“十年戴儒冠，下帷翻六籍。闭户谢当世，皋比坐讲易。”最后考中进士，实现了自己报国为民的理想。崔映辰，少有奇才，读书一目数行，有“经济天下，愿做一代纯臣”之理想，少时家虽累世未官，但却“一如寒素，幼时犹亲操家人杂作，乘暇读书，如古人之负薪挂角者。然每夜读更已深，父促之眠，不敢燃烛，恒焚香照读不少休，其笃学如是。”杨履晋，他从小仰慕清官，“颖敏迈众，见者俱器重之”，下定决心效法包拯，为民办案。他在少时就曾去忻州福田寺踏迹访踪，寻找大诗人元好问的足迹。徐继畬，少年时代，师从文学家高鹗，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情百姓疾苦，提出“政在养民”的思想，并为之做出一生努力。
我们谈到的忻州这些古代廉吏和我国历史上其他廉吏名臣一样，都是学养深厚、能诗会文的学者型廉吏。他们从小家有严格的家规家教，立志成才，入仕为官后，又为国为民，直言直谏，敢于担当,一腔家国情怀。
：古代廉吏在各自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都是率先垂范，廉洁勤政，在实际工作中，又能形成对廉洁的独到见解。
张斯直：是这样的，元好问就有自己独特的廉洁观。他认为，廉官的清正之气，来得艰难，很不容易，是世代骚人墨客、能人志士呕心沥血、千辛万苦追求的结果，劝告后人应倍加珍惜。他还认为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主要由“人”造成，由权力造成。他分析道：“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渔，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权，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对用权力盘剥老百姓而养肥自己的官员深恶痛绝，给予大声谴责;他对金代出现的廉吏十分推崇，在给一位廉吏薛明府所写的诗《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中首次提出“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打破常人思维定势，极力推出心中廉吏，要官员们学习效仿。
明代著名廉吏姜涛(忻州市忻府区解村人)亦对廉洁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做官是为成千上万个百姓服务，不是为自己发财，因此一个官员首先应该甘于清贫，生活艰苦，时刻保持自身廉洁，与百姓同呼吸共患难;其次,姜涛认为一个官员应该以民为本，时刻想着百姓，周济百姓。姜涛俸禄的很大部分就是用来周济穷人，以致自己在去世后，家无余钱，连安葬的棺材都买不起。
徐继畬三十余年从政，廉洁自律，官虽居二品，却在贫困中度过，他视下级官员送他的礼品为洪水猛兽，一一拒绝;他认为一个官员应该安分守己，简朴生活，潜心工作，不应铺张奢靡。他在谢官后两袖清风，在他宣读的《谢政归里祭祖文》中这样写道：“惟谨洁自守，尚未玷先人清白。”确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廉，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属于底线。面对繁重复杂的工作任务，还应该奋发有为，勤政为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国济世”的人生目标。
张斯直：没错，元好问曾在给好友李钦叔所写的《四哀诗》中这样写道：“赤县神州坐陆沉，金汤非粟祸侵寻。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当国家面临危难、“神州陆沉”之际，一个正直有为的官员，应该面对危难，视死如归，力挽狂澜，奉献人民。他在担任河南内乡县令后，针对百姓贫穷及缴纳赋税困难的实际情况，重视农业生产，亲率百姓抗旱排涝，甚至在正大丁亥年(公元年)当内乡县遭受严重旱灾的时候，他还顺应百姓请求，与大家一起到该县长庆泉祈雨;针对个别豪右抢占土地的情况，他划线立碑、抑制豪右，为大多数百姓争取生活空间，开垦农田，最终使内乡呈现出“桑条沾润麦沟清，轧轧耕车闹晓晴”的喜人景象。他还及时开仓放粮，对民众进行赈济;同时，拿出微薄的俸银，及时捐助特别贫困者。通过行之有效的工作，极大缓解了内乡的官民矛盾，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口粮问题，保证了内乡的社会稳定。
姜涛在嘉兴期间，政务繁杂，他协助知府，评断狱案，佐证有力，兴修水利，民安乐之。在河间期间，工作艰难，针对武臣豪右，侵夺坡池，百姓难以捕鱼、采莲，不能为生的状况，他打击豪右，保证民生，下令：“凡池湖渔鱼段，任民采取，有占据者就报以来。”由是“贫民得遂其生。”在顺天府期间，针对京师祭祀费用由民而出，官吏从中牟利，民被其毒的情况，他上书朝廷，请出“天财库钱，以供其费”，百姓遂得安宁。在户部期间，他督办江淮漕运，为民弥除水患。最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忻州古代这些著名的廉吏，可称为官行政之楷模，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发展，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还能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
张斯直：是的，金朝灭亡后，元好问成为遗民，返回故乡忻州建野史亭,独写金史。后世朝代，多次修复该亭，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遗山墓园景点。杨履晋在青年时代拜谒元好问时写道：“五花坟下草恒春，清气依然万古新。文献州中遗稿在，金源诗笔属诗人。”明清之际书画家、思想家傅山在拜谒元好问时所作诗《遗山怀古》中写道：“君不见，先生雍容气象列贤行，杜陵诗史屹相向，……我来添作一青峰，以对遗山秋月白。”两位先贤所表达的正是忻州后人对先贤元好问的赞美、敬重以及追随之情，足可以看出廉吏元好问对后世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就是现在，每到休息日、节假日，前去拜谒的人络绎不绝。
在封建社会，官僚阶层和普通百姓往往会形成思想和利益上的对立冲突，待激化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引发百姓造反，而这时百姓所举“义旗”的性质就是“官逼民反”。而在忻州大地，百姓对上层官员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较高，历史上没有一个农民起义发生在忻州的事实。从《忻州志》记载看，明清之际在忻州工作过的州官们，如杨维岳、刘清、窦容邃、鲁潢、戈济荣等，也大都廉洁自律，勤奋理政，敢为民先，在忻州百姓中口碑很好，离任后百姓均要刻石纪念。这与历朝历代廉吏辈出不无关系。
作者/来源：廉政内参山西
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