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盐池
周族为姬姓，是帝喾的后裔。有邰氏女姜嫄生弃。弃在尧舜时代为农官，称后稷，被尊为周族始祖。经过其部族领袖不窋、公刘、古公亶父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等人的长期奋斗，周族终于从西部崛起，灭商，进入中原地区。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周王朝时代。直到前年，为秦所灭，共享国年。
那么，周族的发祥地在什么地方呢？按照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后稷所封、太王迁岐都在今陕西省的泾渭流域。这样一来，周初的地理在众多古籍中便出现种种积疑，始终无法理顺。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先生有感于此，经过研究，发现了周族从河东向西迁徙的历史，作《周初地理考》。他的结论是：周族初起于河东，即今山西，而不是在今陕西。这一研究再次挖掘并展示了“古中国，新运城”深厚的文化根源。
运城峨眉原
一、钱穆：周人初起皆在晋
钱穆《周初地理考》提出：“以今考之，周人盖起于冀州，后稷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
他认为，周族的老祖母姜嫄为有邰氏之女，有邰氏就是台骀。《左传》载高辛氏子实沉迁于大夏，其后裔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之汾川”。说明台骀的封国在今汾、洮流经的大原，即今运城市广袤的峨眉原台地。台骀、有邰氏的名称也都与这片台地有关。
他还列举《闻喜县志》等方志记载，确指闻喜县有姜嫄墓、姜嫄庙，还有冰池村，世传后稷弃此，《诗经》中的“寘之寒冰”即指这里。后稷生于此，穑于此，故有稷山县、稷亭、稷王山、稷益庙等相关地名。
后稷的裔孙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间”，不窋孙公刘“复修后稷之业”。钱穆考证，《诗经·公刘》有“于豳斯馆”；《史记》有“邑于豳”，“豳”即“邠”，其名源于“汾”，其地应该在今天的汾水流域。他还认为，公刘九世孙古公亶父当得名于古水，他说：“临汾（今新绛）有古山、古水，古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称古公，犹公刘之称豳公也。由此推之，公刘居豳，及于亶父盖在临汾古水之滨。”
古公亶父在位时，因不堪戎狄攻击，被迫西迁至今陕西境内。《史记·周本纪》记载了这段历史：“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遂去豳，度漆、沮，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还有《诗经·大雅·绵》也反映了周人西迁的历程。
在强敌面前，古公亶父当然深爱峨眉原这片广阔的台地，但他不忍美丽的家园被战争摧残，他也深爱这片台地上的周人，更不忍他们遭受残忍屠戮。为此，他不惜弃国西去，他舍弃了自己的君位，而保全了周人的生命财产。他“有民立君，将以利之”的执政理念，更加受到了周人的广泛拥护，也被后人赞为君权获之于民的现代政治思想萌芽。
钱穆认为，通过这样梳理然后《禹贡》、《大雅》、《左传》、《竹书纪年》、《孟子》、《史记》等相关记载“乃始可通，而周人行迹所经，及夏、商、周三代盛衰兴亡，华戎势力消长角逐之势，乃始可得而明也。”
二、邹衡：先周文化来自山西光社文化
《诗经·大雅·绵》是周族史诗之一。诗从古公亶父西迁历史叙起，描写了他开国奠基的创业史：“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反映和前人研究成果，我们为周族人的初生、发展、迁徙编绘了一张路线图。即封于邰——迁至下土——迁至邠——迁至古水——自土渡河——渡沮水——渡漆水——越过梁山——定居岐下。在此期间，周族人始终在戎狄之间的夹缝中迁徙不定，足迹遍及河东地区，并逐步形成一个部落联盟。最终不堪戎狄排挤，被迫渡河西迁岐下的真实历史。
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认为，“土”即卜辞所见土方，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石楼县。“据此，更可直接证明周人来自山西省”。
这一推论不仅有文献印证，也有着考古科学的依据。邹衡先生在《论先周文化》中，他从田野考古的角度分析，在今陕西省的“岐下”并没有发现过先周文化的器物遗存，而在今山西省境内西南部、中部的光社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却有着先周的作风。光社文化的初期略约相当于夏文化的晚期及早商时代；中期不迟于殷墟文化早期，亦即武丁之世；晚期则与殷墟文化晚期相近。如光社文化中期有联裆鬲出土，其形制与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鬲相似。还有光社文化的圆肩平底罐也与斗鸡台瓦罐酷肖，反映了陕西周人文化有明显山西光社文化的因素。所以邹衡先生认为“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他们之间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由于光社文化的这种联裆鬲的年代比先周文化第一期要早，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
邹衡先生认为，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根据还有一种弓形器。这种器物为青铜制，亦有赤金制，在以山西石楼为中心的青铜文化遗址中有过出土。专家确认这是“周族中有一个著名的氏族，徽号叫剩”的徽识实体，为这个氏族原住山西石楼等地提供了直接物证。
周代铜器族徽中还有一个“天”，天字储器发现了五十多件，出土的有陕西的扶风、岐山、绥德、宝鸡和山西的石楼等地。其分布地与光社文化及先周文化都有关联，可以推测这一支周人曾生活在山西的石楼和陕西的宝鸡等地，这又与周人“自土沮漆”的历史相吻合。
邹衡先生还提到，周族中还有一个“戣”的氏族，“也应与光社文化区域有一定关系”。古代的汾阴有地名“鄈丘”，“有可能为戣族的原住地”。
三、“周”，本义是盐池
在先秦古籍文献及其地名考释中，我们进一步为周族起源于河东找到了新的依据。
我们知道，河东地区为大夏所在地，称夏墟，而周人一直以夏为正统，自称为夏的后人。《诗经·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思文》：“无此疆而界，陈常于时夏”，这里周人把“夏”作为自己国家的称谓。夏，在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部，并不在渭水流域，周人自同于夏的心理，只能说明他们历史记忆中的老家在山西。
《诗经·鲁颂·閟宫》是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又为祖先姜嫄、后稷建庙的叙事诗。诗中叙述了鲁国祖先后稷的功勋，从姜嫄生后稷，到后稷善稼，就述及“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颂扬后稷继承了夏禹的功业，表达后稷子孙由此辉煌的自豪之情。
《左传·昭公九年》载，周王室派詹桓伯到晋国，谈到周人的光荣历史：“我们在夏代由于后稷的功劳，魏国、骀国、芮国、岐国、毕国就是我们西部的领土，到武王战胜商朝，蒲姑、商奄是我们东部的领土。”原文为：“我自夏以后稷，魏、骀、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由此也可作为周人起源于河东的重要文献依据。
我们在地名考释中还发现，周族本身的族名竟然来自河东的盐池，这可能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古代的河东盐池称为“卤”或“大卤”。《广韵》：“卤，盐泽也。”而甲骨文的“周”字与“卤”字完全一致，因此，先秦时期的周、卤、鲁三字可以通假。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中写道：“周字亦屡见于金文，前人多释为卤，假为鲁。吴大澂始释周。”晚清金石学者方濬益在金文考释方面成就卓著，他在《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中解释金文“周”：“周字上从卤，与古文卤同义。”但是由于他错误地认为周族起源于今陕西的泾渭流域，只能是牵强地解释“周”的得名缘由：“《汉书》：郑国凿泾水为渠以溉泻卤。宣帝微时尝困莲勺卤中。是雍州地有咸卤之证。按周为字，本取象于关中之地形”云云。他对“周”字与盐的关系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周族起源于山西的汾洮流域，其“周”乃取象于河东地形，得名于河东盐池。
我们可以推测，周族自称为“周”，可能是为了宣示、标榜拥有盐池资源主权，周人的西迁也有可能是在争夺盐池的战争中失败而走。而“周”的含义来历，却无疑向后人揭示了周族起源于河东的真实历史。
作者：马晓东
来源：方志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