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有兴趣的朋友或许知道，以目前文物来看，“青铜器”的价值要比其他器物略高一筹，其中尤以带有铭文者，更是“国宝级文物”。之所以“青铜器”更为珍贵，其主要原因是先秦历史存世稀少，而青铜器上往往铸有铭文或实物形象，这就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山西石楼县的一位农民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随后专家又发现了一条“铜龙”，而龙背上还有一只“怪兽”，对此专家却难以解释。
说这话还要回到年，山西石楼县桃花者村的一位农民正在自家田中耕地，随着牛犁的行进，竟犁出了一个“无底洞”；这一情况惊动了考古专家，随后考古队进驻此地，经发掘证实，基本确定“无底洞”乃是一座商代晚期的贵族古墓。据统计，本次发掘出土各类文物50余件，其中包括较为完整的编钟和铜鼎等重器，稍显遗憾的是，或许年代过于久远，这些珍贵文物已是腐朽不堪；也是天公不作美，就在专家与墓坑中清理文物时，竟又下起了瓢泼大雨。古墓低洼，很容易积水，此时的首要任务便是将这些“脆弱”的青铜器赶紧转移出古墓；其中一位老专家落在了后面，墓坑中的积水越来越深，就在专家将要出墓坑时，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整个人扑倒在污水之中。
公正的说，这位专家年事已高，冒雨工作已是难能可贵，如果再出什么事可就不好了，众人慌忙赶来，就见这位老专家竟又从污水中冒了出来，手里还举着一件器物，满脸欣喜的招呼众人将他拉出墓坑。一直回到营地，这位专家仍舍不得放下手里的东西，湿衣服都来不及换便告诉众人“发现了好宝贝”；原来考古专家虽然摔了一跤，却“因祸得福”在烂泥中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竟是一条“铜龙”。这件青铜器通高19厘米，长约45厘米，宽约14厘米，造型是一条身披各式花纹的“龙”；颇为怪异的是，其形长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则是弧形长盖，盖面中央还有一蘑菇钮，在场众人多不知道此为何物。
不仅其他人没见过这样的“铜龙”，就是那位老专家也是第一次见到；之后将其运回研究所，诸多专家又一次进行了联合鉴定，最终证实这是一件先秦酒器，今称之为“龙形觥”。它的设计十分精巧，“龙身”即为储酒部分，器口外附有两对贯耳，其作用为将整个器物吊起，并与下面生火加热；颇为精巧的是，“龙形觥”另一端没有封口，其作用则是为排出水蒸气，于今天的烧水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龙形觥”底部还有长方形矮圈足，放置既平稳又美观，犹如一艘停泊不动的“龙舟”；此类青铜器无论是工艺还是设计，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都属独一无二，因此那位专家才会称赞其为“好宝贝”，自然它也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或有懂行的朋友说：这件青铜器虽然有美观造型，但没有古代铭文，其价值似乎还不足以称之为“国宝级文物”；这种说法倒也有一定道理，“龙形觥”器身上确实没有铭文，不过专家仍坚称其为“国宝级文物”，理由竟是“龙背”上的一只“怪兽”——鼍（tuó）。所谓“鼍”本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也就是今天的“扬子鳄”，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多见于太湖流域和附近沼泽地；但这里有个问题，“鼍”为长江下游生物，但古墓却是位于黄河流域，且是气候环境相对炎热干燥的山西，理论上是不应该出现鳄鱼这种生物的。
或有朋友不屑一顾“考古专家真是大惊小怪，难道不许黄河流域的古人到长江下游去吗？由此见过鳄鱼，之后再铸造其形象也就顺理成章了。”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在多年的殷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以历史资料为据，殷商都城以“亳”为中心，其统治范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方圆千里已是规模宏大，在“亳城”之外还有许多小国与商朝并存，今称之为“方国”。以当时的科技和交通来看，黄河流域的古人想到长江下游去，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壮举”；简单的说，以年前的环境来判断，黄河流域的古人甚至不知道还有一条“长江”，那就更别说生于长江下游的“鳄鱼”了。
以此为据，这件青铜器上的“鼍”就真的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怪兽”，对此专家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当然，或许有朋友会说“四川蜀地还曾有大象呢，难道古山西就不能有扬子鳄吗？”关于这一点专家也想到了，虽有气候变迁的可能性，但以今天的认知仍说不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间有条明显的分界线，即为秦岭山脉，这就促使两地气候环境的差异。以黄河流域为例，北方多干燥，冷空气也会先袭击北方，但由于秦岭等诸多山脉的阻挡，位于南方的长江流域气候就显得较为温暖和潮湿了；“鼍”仅生存与长江下游的特定环境中，如果硬将其放入古山西并保证其存活，这也不符合生物的进化规律。
虽说专家难以解释，但“龙形觥”本身仍是一件精致华美的国宝级文物；今就藏于山西博物馆中，有兴趣的朋友倒是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