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晋陕黄河东岸活跃着众多民族，当中以戎狄族为主。晋陕黄河东岸的条戎、奔戎、犬戎等民族的地理分布、经济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丧葬文化也有所不同。
戎族的地理分布
一、条戎、奔戎。关于条戎和奔戎的分布范围，学界多认为在中条山一带。持这种说法的有，杨宽认为：条戎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所居住的地方称为条而得名，在古代，条也称鸣条，现在的山西夏县有中条山，条就在此，奔戎与条戎应当在此地。
侯毅认为：条戎的活动区域不只在一处，而是一条长达数百里的地理带，即从山西绛县、夏县、平陆至永济有中条山。
史料记载中的奔戎与条戎常常同时出现，且当时周王军队讨伐戎族的时候，它们总是一同被提及，这说明条戎与奔戎活动的地理范围一定很接近。田建文认为：在今山西绛县、平陆、夏县、永济间的中条山一带，是条戎和奔戎的活动范围。
陈温菊与田建文的观点类似，也认为条戎活动于今山西绛县、夏县、平陆、永济间的中条山一带。《史记·晋世家》载：“（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杜注：“条，晋地。”条，当为条戎。《左传》桓公二年（前年）载：“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周宣王三十六年事，提到周王征伐条戎、奔戎，但是最后周王的军队打了败仗。安邑县是今山西夏县古称，又条戎、奔戎成双出现，当在一起活动，据此，今山西夏县、平陆一带，大致可确定为西周时期条戎和奔戎的活动范围。
二、犬戎。犬戎在西周时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民族，而其居地却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总体来看移动趋势逐渐向东。西周中期，周穆王征犬戎，获其五千，“迁戎于太原”，太原之地说者分歧众多，《穆天子传》记载：“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
丁谦据卷四“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雷首，《尚书·禹贡》记载禹开凿了壶口山和雷首山，一直到达了太岳山。壶口在河东屈县东南，太岳在河东彘县东。汉代河东郡有蒲反，雷首山就位于蒲反南。《大清一统志》：“雷水在永济县南四十五里雷首山下。”清代永济县就是汉代蒲反县，也就是今山西隰县。
因此认为西周中期东迁的犬戎，到达过今山西西南部隰县附近。关于犬戎的地望另有多方观点。田继周先生认为犬戎的居地就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他是根据《穆天子传》：“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天子猎于銒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銒山之队，北循滹沱之阳。”当中的漳水、滹沱等地名考证犬戎的地望。如果此说法成立的话，那么犬戎的迁徙过程则成为由北向东南。
但是根据上文穆王伐犬戎迁于太原的事件，太原地大致在今山西西南部隰县附近，从地理位置看，太原地在山西南部，相对于山西北部和呼和浩特地区，更接近王都镐京，而穆王为什么要把对自己有威胁的犬戎从远离镐京地区赶到靠近镐京地区呢？杨国勇先生认为犬戎的地域分布广阔，应该是跨黄河两岸，在关中、晋南都是其活动范围。
他是根据《左传》闵公二年（前年）记载的虢国与犬戎的一次战争地址位于渭汭，推测到犬戎的地望的。综合以上说法，笔者更倾向于犬戎在西周中期迁徙到太原地，即今山西隰县附近。通过文献资料考证，我们大致得出西周时期晋陕黄河东岸地区存在条戎、奔戎和犬戎的活动范围，位置主要在今山西西南部地区。
经济文化。经济生活是每个民族生活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晋陕黄河东岸的戎狄族虽然没有留下直接的经济生活情况记载，但是可以通过该地区的环境以及其他民族的基本情况推测一二。
目前晋陕黄河东岸已发现的西周遗迹相对于夏、商遗迹数量极少，年在山西吉县挂甲山发掘过程中发现少量的西周遗迹，发掘墓葬两座，采集得到陶器、骨器、铜器（一件）等，根据出土遗物的年代判定基本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
吉县地区处于黄土高原东部，南吕梁山西侧，晋陕南流黄河东岸，整个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州川河从境内穿过，注入到西南17千米处黄河内，总体上此地区与汾河谷底气候相似，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汾河谷地在西周时期农业人口稠密，势必对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加上这一地区是黄土高原地区，区域内沟壑纵横，几乎很难形成连片的平缓土地，植被的生长和地形地貌都不适合游牧业的发展，因此也不可能产生游牧型的经济方式。
从吉县遗址浮选出的西周至春秋初期植物种子类遗存中发现有粟、黍、大豆等农作物种子，证明此地有农业种植的历史。从出土的器物中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如石刀、骨铲、石杵等，出土的灰坑有两处疑似为窖穴用来储藏粮食。农业生产工具、农作物种子与窖穴的同时发现，证明该地区存在农业种植经济。
此外还出土极少数用于狩猎的工具，如陶球、骨镞等，对比发现，用于狩猎的工具数量远远低于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证明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使用频率要远高于狩猎工具，这说明该地区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兼有狩猎业。
除了出土器物，还采集到的同时期的动物遗骸，经鉴定吉县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有家猪、牛、犬、马、绵羊、马鹿等，其中牛的数量较多，这从骨器的材质上也可看出，牛的出现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其特点是不易迁徙，靠近水源，因此更适合饲养而不适合放牧。
其次数量较多的是马和猪，然而马、牛、猪等动物数量并没有成规模的出现，只能说明本地区还存在动物畜养，但是由于数量较少，只是小规模饲养，因此这种方式只能是家畜饲养业。综合以上的发现，我们可以确定，西周时期晋陕黄河东岸地区以农业种植为主，兼有家畜饲养业和狩猎业。农业经济的发展多以土地为发展根基，因此随着农业的持续发展一定出现定居的现象。
从吉县遗址发掘采集到的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陶器，有炊器、饮食器、工具等。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人类出现了定居生活，而为了储存粮食和烹制食物，陶器的制作也应用而生。除此之外，还采集到陶制的筒瓦和板瓦，这是用于建筑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出现说明此地居民已经采用陶器制作建筑材料，因此证明这一地区采用定居的生活状态。
遗址中出土了制陶的工具，如陶垫；纺织与缝纫的工具，如陶纺轮、骨锥等，且数量较多，这说明本地区还存在一定数量的的手工业和纺织业。夹砂陶和泥质陶为该地区出土陶器的主要成分，其中泥质陶器占64%，夹砂陶器占36%，多数为手制，制作工艺水平较低，证明这一地区的制陶手工业还不发达，处于起步阶段。
出土工具的材料除了陶器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骨器、石器，更惊喜的是还发现了铜锥残段一枚，这说明该地区有使用铜器的习惯，只是目前还未发现有同时期铸铜遗址的出现，那么这一铜器的来源也可能是通过与周边文化区交换得来的。
综合以上发现与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西周时期晋陕黄河东岸地区处于定居的生活状态，同时拥有一定基础的制陶业，骨器与石器的制造业，还使用陶制的纺轮纺线织布成衣，铜器的出现说明这一地区已经使用铜器生产工具。
此外，晋陕黄河两岸地区已经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包括山西的保德、柳林、石楼等县，陕西的绥德、清涧、米脂等县，从器型风格造型来看，明显处于同一种文化类型，与发现于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青铜风格类似，这说明晋陕黄河两岸的青铜文化属于李家崖文化。
晋陕黄河东岸出土的晚商时期李家崖文化遗存又称为“石楼类型”，包括石楼县的贺家坪、后兰家沟、二郎坡、义碟琵琶塬、义碟褚家峪、桃花庄，永和县下辛角、榆林，隰县庞村等。另有以保德林遮峪为代表的西周早期“保德类型”，包括曹家垣，柳林高红、保德林遮峪。“保德类型”遗存出土了较多的青铜工具武器，如铃首剑、管銎斧、蛇首带环铜勺、有銎钺、铜盔等，而铜礼器较少，只有保德林遮峪出土了类型不同的几件青铜器。
“石楼类型”出土的青铜礼器与青铜工具兵器基本相当，“保德类型”出土的青铜工具武器占绝大多数，这说明这种类型代表的人群代表着不同的习性。“石楼类型”更多表现出来的是重视礼制，有严格的等级秩序。这可能是更靠近中原地区，接受了先周文化的影响，而“保德类型”表现出来的是尚武，好战的气息。
则可能是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较少接触先周文化影响，而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北方民族文化因素。说明西周早期，晋陕黄河东岸地区分布着李家崖文化的两个类型，他们明显表现出不同于中原周文化的因素，同时随着时间推移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推动，这里逐渐开始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一些重礼制的情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晋陕黄河东岸西周遗存主要集中在晚商至西周早期、西周晚期两个时间段。晚商至西周早期遗存主要属于李家崖文化的两个类型，从两个类型中出土的器物分别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格，说明当时本地区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族群。但是这两种类型文化并没有在本地区延续下去，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西周中期至晚期这两种类型的遗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随着周王朝势力的扩张，本地区族群被迫迁徙出去或遭到周人灭绝，而周文化进驻本地，使得这一地区呈现出文化上的突然中断；二是本地区族群与周文化相互融合，随着周王朝对边疆的开拓，不少原本处于周人势力范围之外的族群被纳入到周王朝的疆域之内，形成新的风格。
当然晋陕黄河东岸目前没有发现西周中期至晚期的遗存，并不代表这段时期文化就突然中断，这都需要更多考古发掘的证明。可以确定的是到西周晚期，晋陕黄河东岸文化呈现出的风格已经基本属于晋文化类型。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西周时期晋陕黄河东岸地区，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兼有畜牧业与狩猎业，过着定居生活，用瓦片做房顶，搭建房屋。拥有一定规模的制陶手工业，但工艺水平还不够高，利用自制的陶器制作食物，纺线织布制衣，使用陶器、骨器、铜器作为生产工具。